wangshuanghuai 回答： 明代的火器发展到鼎盛时期。明代火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手持点放的火铳和鸟铳。另一类是安装在架座上发射的口径和形体都很大的火炮。此外，明代还有地雷和水雷等爆炸性武器。各类火器品种颇多，形式复杂。如当时的火箭即有单发火箭、多发齐射火箭、多火药筒并联火箭、有翼火箭、多级火箭等。由于火器的蓬勃发展，明代军队普遍装备了火器，战争的主要武器转向了使用火器。燕王朱棣与建文帝争夺帝位时，就曾使用火箭作战。永乐年间（1403－1424），明王朝还专门组建了"神机营"，这种独立炮兵建制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首屈一指。到明代后期，火器在军队中的装备更为普遍。但是，在与后金和家民军作战的过程中，明军火器的优势并没有发挥出来，大的战役多是以明军的失败而宣告结束的。究其原因，主要是明代火器在技术上比较落后，特别是明朝后期军事的腐败和战略战术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wangshuanghuai 回答： 清王朝起初对火器也很重视。从皇太极开始，清朝就注意火器的发展与应用。特别是康熙时代，在宫内造办处、景山和铁匠营设立炮厂，所制枪炮专供皇室和满八旗之用，还专门建立了装备鸟枪、火炮的火器营。为平定三藩之乱，康熙特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依洋式铸造新炮”。据统计，在康熙十四年(1675)至康熙末年四十余年间，仅中央政府就督造或改制神威无敌大将军、金龙炮、制胜将军、威远将军等各型火炮近千尊。乾隆二十一年(1756)颁行的《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载有各种火炮共85种，同年的《皇朝礼器图式》中鸟枪，红衣炮，子母炮成了制式武器。但清朝中期以后，中国火器与西方火器差距越来越大。究其原因，主要是乾隆后期，清朝疆域已经十分稳定，清朝逼沙俄，平噶尔丹，定台湾，并西藏青海，周围已无敌手，于是文恬武嬉，连骑射为本的祖训也变成“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坠地”火器方面的研制当然也渐渐荒废起来，于是本来在明朝就已经落后于时代的中国火器就开始更加落后于世界。

wangshuanghuai 回答： 清代改土归流的活动，主要是在雍正年间进行的。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建议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雍正皇帝对此表示赞赏，从此拉开改土归流的序幕。当时改土归流的地区﹐包括滇﹑黔﹑桂﹑川﹑湘﹑鄂六省。改土归流所涉及的民族很多﹐有壮族、彝族﹑苗族﹑哈尼族、布依族﹑侗族﹑瑶族﹑水族等。清王朝采取的办法是：废除土司世袭制度﹐对自动交印的土司﹐酌情加以赏赐﹐或给现任武职；对于抗拒者则加以惩处﹐没收财产﹐并将其迁徙到内地省份加以安置。与此同时，设立府县﹐添设军事机构﹐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建城池，设学校，实行与内地一样的政策。从总体上讲，改土归流废除了土司制度﹐减少了叛乱因素﹐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统治﹐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wangshuanghuai 回答： 但正如你所看到的情况，雍正朝的改土归流只是在西南少数民族的部分地区实行﹐未改流的地方还不少。即使改流处﹐也还保留原土司的残余势力﹐他们仍能不同程度地控制原来的属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相违背，也不是因为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而是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曾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一方面，部分上层土司不甘心失败﹐时刻图谋复辟。另一方面，有的流官不善于经营﹐增加赋税﹐兴派徭役﹐贪赃勒索。因此，雍正十三年春﹐贵州古州﹑台拱地区苗民上层鼓动百姓发动叛乱。叛乱者深入丹江﹑黄平﹑凯里等厅州县﹐雍正派兵镇压未果。到乾隆元年(1736)才将叛乱平定下去。此后，改土归流的活动虽仍在进行，但已经不能与雍正时期相比了。

wangshuanghuai 回答： “宗周”、“成周”作为名词分别代表镐京和雒（洛）邑。对此，经、史、子、集四部文献均有记载。古往今来，历史地理学家也是这样解释的。镐京是西周王朝的国都所在。西周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以镐京为中心的王畿是周天子的直辖领地。天下诸侯以周为宗，故将镐京称作“宗周”。雒（洛）邑是周公东征之后在中原营建的城邑，用以安置殷商顽民。此举使周王朝稳定下来，成就了周王朝的大业，故时人将该城称为“成周”。值得注意的是，文献中的“宗周”、“成周”往往是作为动词来使用的。前者意为“以周为宗”，后者则是“成就周业”的意思。在这种场合，不能把他们当作地名来看待。这一点要特别注意。虽然在关中所发现的个别青铜器铭文中有“成周”字样，但其“成周”大抵是作动词使用的，再说青铜器可以移动，出土于关中未必就是在关中铸造的东西。因此，尚不能得出镐京就是“成周”的结论。

wangshuanghuai 回答： 唐陵陪葬墓由盛转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唐代社会状况和君臣关系的变化。在唐王朝的创业阶段,曾涌现出一大批元从功臣和谋臣猛将。这些人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唐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者对这些人很信任,也很重视,大体上都能委以重任。可以说,唐朝前期的君臣基本上能够同心同德,励精图治,君臣之间有一种无形的凝聚力,关系是相当融洽的。唐太宗只所以不止一次地强调陪葬之事,一方面是为了表示对功臣密戚的恩宠,另一方面,也是想把这种融洽的关系带入阴间,并长久地维持下去。当时的功臣密戚对太宗皇帝十分崇敬,都乐于陪葬,并以能够陪葬为荣。而经过“贞观之治”,唐朝国力日溢强大,也为陪葬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wangshuanghuai 回答： 唐代后期皇室衰微,外有藩镇割据、异族入侵,内有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君臣关系往往比较紧张,缺乏必要的凝聚性,皇帝多为宦官控制,有的甚至为宦官所杀,与朝臣没有多少情感可言。皇帝不再强调陪陵之事,朝臣也很少有人主动提出陪葬。唐朝前期诸陵陪葬墓中有宗室密戚,但以功臣将相为主。如献陵陪葬者基本上者是功臣。昭陵陪葬墓180多座,诸王、公主、妃嫔墓还不到40座,其余都是朝臣墓。就以密戚而言,有些也是功臣。如平阳公主、驸马柴绍及阿史那社尔等在唐朝的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中,就立有战功。而唐朝后期的陪葬者绝大多数都是后妃、公主或其他宗室成员。唐朝后期皇帝往往享年不久,子孙稀少,加之当时国力虚弱,也不能像唐代前期那样负担陪葬的开支。这样以来,陪葬者自然越来越少,以至达到全无陪葬的地步。

wangshuanghuai 回答： 寒宵同学好。唐关中十八陵中的石刻前后期确实变化很大。变化的原因主要与社会环境及国力状况有关，而不是手工业技术进步的结果。现将唐陵石刻的分期情况写在下边，你看一看，或许对你理解这个问题会有一些帮助。唐陵石刻是唐代帝王生前仪卫的象征,是当时朝仪的缩影。关中唐陵的修建,前后经历了250多年时间。在这250多年间,唐朝的社会状况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唐陵石刻也随之发生着变化。正因为如此,诸陵石刻组合既有其共性,又有其个性。根据关中唐陵石刻的演变情况,可将唐陵石刻可分为四个时期。

wangshuanghuai 回答： 第一时期:包括高祖献陵和太宗昭陵。这一时期唐王朝处于建立和巩固的阶段,陵墓石刻组合制度尚属草创,石刻数量相对较少,在雕刻手法上还带有一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遗风。但是,石刻形制宏大,气势非凡,如献陵的石狮和犀牛都是巨型的雕刻。各种动物又作行走之状,锋芒毕露,显示出朝气蓬勃的时代精神。献陵陵园四门均置门兽,这在帝王陵墓中可能是最早的。昭陵列置十四国君长像和六骏像,对以后唐陵列置蕃像和北门六马也有很大的影响。

wangshuanghuai 回答： 第二时期:包括高宗乾陵、中宗定陵和睿宗桥陵。这一时期唐王朝处于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发展阶段,社会安定,国力强大,国家的各种制度均已形成,陵园制度也得到确立:陵园四门外各置石狮一对。神道两侧石刻由北向南依次为侍臣十对,仗马五对,祥鸟、瑞 兽、华表各一对。北门外置仗马三对。南门外置石碑(桥陵无),内列蕃像。石刻造型逐渐理 想化,高大、雄壮,气势恢宏。雕工精细,线条流畅,如行云流水,富有美感。不仅刻画了祥鸟瑞兽、仪卫人马和蕃臣的外部特征,而且表现出了他们的个性。无论从那个方面讲,这一时期的石刻都有很高的成就,充分显示了大唐雕刻的艺术水平。

wangshuanghuai 回答： 第三时期:包括玄宗泰陵、肃宗建陵、代宗元陵、德宗崇陵的顺宗丰陵。这一时期唐王朝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转折,国力已不能和盛唐时期相比,但在文化上尚能继承盛唐时期的传统。在陵墓石刻方面基本上沿用着第二时期的组合方式,但刻意追求对称,不但文武侍臣按左文右武的方式排列,就连狮子、祥鸟也多分为牡牝,按左牡右牝的方式排列。石刻体形明显变小,在造形上趋于写实,失去了第二时期雄伟、豪迈的特征。但所雕人物鸟兽躯体肥胖,肌肉发达,装饰华丽,颇为美观。其中不少雕刻也称得上是不朽的艺术品。

wangshuanghuai 回答： 第四时期:包括宪宗景陵、穆宗光陵、敬宗庄陵、文宗章陵、武宗端陵、宣宗贞陵、懿宗简陵和僖宗靖陵。这一时期唐王朝已失去了活力。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的情况愈演愈烈,社会矛盾不断加深,使唐王朝日益衰落。这种情况对当时的陵墓制度也有重要的影响。总的看来,这一时期帝陵石刻也变得卑小。石刻种类组合上出现了混乱现象。雕刻水平下降,线条粗简,有形而无神,视觉效果较差。除少数石刻属于精品外,大部分石刻都不能与第三时期相比,更不能与第二时期相比。显然,此时唐陵雕刻艺术的衰落,正是唐王朝衰落的结果。

wangshuanghuai 回答： 唐代帝王陵墓，无论是“堆土成陵”还是“因山成陵”，也不管是前期的还是后期的，都有一条沟通地宫的“羡道”。羡道也叫“埏道”，就是通常所说的墓道。唐代盛行斜坡墓道，帝王陵墓也不例外。在“堆土成陵”的场合，一般是从土冢之南百余米处下斜凿隧，至于墓室。“因山为陵”的场合，则是从山峰南腰斜凿而下，直入山腑。羡道的长度因陵而异，并无定制。据《唐会要》卷二十记载，昭陵羡道长七十五丈，合今二百三十二点五米。这是“因山为陵”者的大体情况。“堆土成陵”者无文字记载，因其陵园规模比“因山为陵”者小，羡道当在二百米以下。至于宽度，各陵也不一致。据考古工作者实测，乾陵羡道宽三点九米，桥陵宽四米。这些数字，远大于当时王公大臣坟墓的相应数据。考古工作者在乾陵羡道口外的石墙上已发现了石灰和壁画的痕迹。这说明，唐陵羡道都经过粉刷，且绘有精美的壁画。此外， 羡道内口与墓室之间，很可能有较长的过洞，过洞中有石门。五代时期的军阀温韬在盗掘昭陵时发现，昭陵的石门达五重之多。至于羡道的外口，皆已堵死。“堆土成陵”者以土填实；“因山为陵”者则以石条封之。据有关文献资料和考古界的勘察报告，乾陵羡道，用石条填砌，石条之间，嵌有铁细腰，以铁浆弥缝，十分坚固。桥陵所用石条达三千九百块之多。由此可见用心良苦，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保证地宫的安全。可以说，羡道是地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wangshuanghuai 回答： 经过羡道，即可进入墓室。墓室是地宫的主体。据考古学家研究，唐代以墓室多寡区分墓主人地位的高下，一般官吏为单室墓，重要的文武大臣和宗室密戚为二室墓，因而，皇帝陵墓当为三室，因为皇帝的规格不可能与臣下相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五代十国时的帝王陵墓中找到旁证：目前已发掘的前蜀王建永陵和南唐二陵都是三室墓。 但是，唐陵是否皆为三室?现在还不能肯定。 从《五代史》所载温韬进入昭陵地宫时所见到的情况及《通典》所载《大唐元陵仪注》所反映的情况分析，“因山为陵”者也可能是巨大的单室墓。不过，即使是大型单室墓，也可能象征性地分为前中后三个部分。考古学家认为，唐陵的外部结构是仿照京师长安的，则唐陵地宫也有仿照内宫设计的可能。《新五代史?温韬传》载，温韬入昭陵地宫，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这说明，上述推测至少有一定的可靠性。关于墓室的形状，从唐人的宇宙观念和已发掘的王公大臣、皇亲国戚及六朝五代帝王陵墓分析，当是上圆下方，顶部为穹隆式，底部呈四方形的。至于墓室的大小，虽然目前尚无具体材料可资说明，但肯定不是像唐太宗所说的那样“足容一棺”而已，相反，比我们看到的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及南唐二陵的墓室要大得多。《长安志》载，昭陵封域一百二十里，封域最小的献陵也有二十里。地面气派如此宏大，地下规模绝不可能低矮窄小，这是可想而知的。

wangshuanghuai 回答： 在地宫的中室或中部，有所谓“棺床”。棺床上停放着皇帝的“梓宫”，也就是棺椁。棺材的底部有防潮材料及珍宝之类，上加“七星板”。板上有席、褥，旁置衣物及珪、璋、璧、琥、璜“六玉”。皇帝穿一百二十套大敛之衣，口含贝玉，仰卧于褥上，面对棺盖。棺盖内侧镶有黄帛，帛上画着日月星辰及龙鱼等物。地宫的后室或后部设有石床，石床及其周围放置着衣冠、剑佩、千味食及死者生前的玩好之物。前室或前部则设有“宝帐”。账内设有神座。神座之西，放着玉制的“宝绶”、“谥册”和“哀册”。神座之东，放着一些“玉币”。此外，地宫中还置有“白佩”、“素幡”和“明器”等等。这是元陵仪注所反映的大体情况。当然，各陵的具体情况因各个帝王的“平生玩好”不同而势必有所差异。据《新五代史》和《唐文续拾》，昭陵、乾陵中藏有许多书画古籍，其他陵墓有没有就很难说了。在众多的殉葬品中，数量最大的要数明器。从《大汉原陵秘葬经》、《宋会要辑稿》、《宋朝事实》及有关考古发掘报告所提供的材料推测，唐陵地宫中有数以千计的陶质、瓷质、木质明器。这些明器大都经过锦绣金银装饰，极为精美，是帝王生前生活的象征。此外，金银珠宝也是重要的殉葬品。尽管唐代帝王临终时都对他们的子孙说“陵园制度，务从节俭”，“不得以金银锦彩为饰”，但他们的子孙的所作所为正好与此相反。如唐高祖去世后，太宗令依长陵故事，务存崇厚。大臣虞世南认为不可以这样铺张浪费，太宗还是固执已见：“朕既为子，卿等为臣，爱敬罔极，义犹一体，无容固陈节俭，陷朕于不义也”。德宗在埋葬代宗时，甚至下诏说：“应缘山陵监护卤簿等事，......不得节减。尽库藏之所有，成迁厝之大仪”。后来唐僖宗曾自供说：“累朝遗训，毕及山陵，以汉文簿葬之词，为烈圣循常之命。约锦绣金银之饰，禁奢华雕丽之工，皆例作空文，而并违先旨”。可见唐朝帝王以金银殉葬是不容辩驳的事实。

wangshuanghuai 回答： “七迎佛骨”是指唐代帝王七次派人到法门寺迎接佛指舍利进行供养的活动。其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次迎佛骨的是唐太宗。据《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问。来寺礼拜……古老传云，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亮闻之，以贞观年请开，剖出舍利示人。”这次迎奉舍利，只是开启法门寺塔基，在当地举行仪式，供奉塔下瘗藏的佛骨，并未迎送到京城长安。 第二次是唐高宗。显庆四年（659），高僧智琮、慧辩等人入宫谈及法门寺内舍利，高宗曰：“能得舍利，深是善因。”（《法苑珠林》）于是令智琮、慧辩和王长信一道去法门寺迎奉佛骨至长安供养。第二年三月又敕请舍利往东都洛阳，龙朔二年（662）送还法门寺，前后经历四年，规模宏大。 第三次是武则天。长安四年（704），武则天命凤阁侍郎崔玄韦和华严宗高僧法藏、纲律师等到法门寺迎奉佛骨。除夕日迎至西京崇福寺，西京留守会稽王率官属五部众“投身道左，竞放异供，香花鼓乐之妙朦聩亦可睹闻”。次年正月十一日迎入神都洛阳，敕令皇宫王公以降，洛城及附近全部民众倾城恭迎，精事幡华幢盖，太常亲自具乐奏迎，置舍利于明堂之上，武则天斋戒三日，请法藏和尚捧持佛骨，普为善祷，舍赐金银财宝无数。不久，武则天退位，佛骨滞留洛阳。直到景龙二年（708）二月十一日，中宗为法门寺塔题名“大圣真身宝塔”。二月二十五日，令法藏等造白石灵帐一铺，与舍利同归法门寺。中宗、韦后还以发代身供奉舍利。1978年，在法门寺塔西南地下发现了这一收藏头发供养的石函，盖上铭文曰：“大唐景龙二年岁次戊申二月乙丑朔己卯，应天神龙皇帝（中宗）、顺天翊皇后（韦后）各下发入塔，供养舍利。温王，长宁、安乐二公主，郑国、崇国二夫人亦各下发供养。”

wangshuanghuai 回答： 第四次是唐肃宗。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60）所立《宝塔铭并序》碑记载：“我肃宗文明大圣大宣孝皇帝缵承丕绪，恢复盛业，德包有截，化或无垠，以泽及四海为勋华。……上元初（760）五月十日，敕僧法澄、中使宋合礼、府尹崔光远启发（舍利）迎赴内道场，圣躬临筵，昼夜苦行，从正性之路，入甚之门。以其年七月一日展如初……诏赐瑟瑟像一铺，事金银之具……玉简及瑟瑟数珠一索，金袈裟一副，沉檀等香三百两以赙之。” 第五次是唐德宗。唐德宗贞元六年（790）正月，“岐州无忧王寺（即法门寺）有佛骨寸余，先是取来禁中供养，乙亥，诏送还本寺。”《资治通鉴》亦有记载云：“（贞元）六年春，诏出岐山无忧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诸寺以示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二月乙亥，遣中使复葬故处。” 第六次是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春，唐宪宗欲迎佛骨入宫中供养。韩愈上《谏迎佛骨表》，被贬为潮州刺史。《旧唐书?宪宗记》载：元和十四年春正月，“迎凤翔法门寺佛骨至京师，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如不及。”《资治通鉴》载，“有谒户充施者，有燃香烧顶供养者。” 第七次是唐懿宗。《资治通鉴》载：“咸通十四年春（873），上遣敕使诣法门寺迎佛骨，群臣谏者甚众，至有言宪宗迎佛骨驾者。上曰：‘生得见之，死亦无恨。’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导以禁军、兵杖、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元和之时不及远矣。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竟为奢靡。”《杜阳杂编》亦载：咸通十四年四月八日，佛骨入长安，懿宗亲至安福寺，“亲自顶礼，泣下沾衣”。大臣、百姓有的断臂供佛，有的烧头“烁顶”，富者还广造彩楼，以水银为池，金玉为树。其奢华和狂热不难想象。